2025年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(由自由党-国家党联盟领导,时任总理托尼·阿博特,后于9月由马尔科姆·特恩布尔接任)的一个关键政策调整年,其核心目标是控制不断增长的福利支出,并推动“福利依赖者”重返劳动力市场,这一年的政策基调偏向于紧缩和改革,引发了不少社会争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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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2025年澳大利亚福利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关键变化:
核心政策主题与目标
- 预算紧缩与削减支出: 政府认为福利支出增长过快,是不可持续的,2025年的预算案(Budget)延续了2025年的基调,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节省数十亿澳元的措施。
- 鼓励就业与自食其力: 政府认为,长期领取福利会削弱人们工作的意愿和能力,政策的重点是加强对有工作能力者的要求,并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。
- 福利欺诈打击: 政府加大了对福利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,认为这是节省公共资金的重要途径。
主要福利政策变化与措施
失业福利金
- 青年津贴与求职者津贴的合并与收紧:
- 合并计划: 政府曾提出将针对22岁以下年轻人的“青年津贴”(Youth Allowance)和针对其他求职者的“新起点津贴”(Newstart Allowance,现称JobSeeker Payment)合并为一种新的“求职者津贴”(JobSeeker Payment),此举旨在统一标准,并加强对年轻求职者的要求。
- 等待期: 对于因自身原因(如被解雇)而失业的人,等待期从1周延长至4周,意味着他们在等待期内无法获得福利金。
- 加强合规要求: 领取失业金的人需要更积极地寻找工作、参加面试和接受工作安排,如果未能满足要求,可能会受到“惩罚”(如暂停或削减福利金)。
家庭福利
- 家庭福利A与B的调整:
- 收入门槛收紧: 政府提议提高领取家庭福利A(Family Tax Benefit Part A)和家庭福利B(Family Tax Benefit Part B)的家庭收入门槛,这意味着,收入较高的家庭将无法领取或只能领取较少的福利,从而为政府节省开支。
- “超级家庭福利”(Supplement)冻结: 家庭福利中用于支付杂费、学费等的“补充部分”被冻结,未能随通货膨胀率上调,实际上导致了福利价值的缩水。
残疾与护理支持
- 残疾支持养老金的收紧:
- 这是2025年最具争议的改革之一,政府提议对新的DSP申请者进行更严格的“工作能力评估”(Work Capacity Assessment)。
- 核心变化: 新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永久性地无法从事任何工作(每周工作超过15小时),而不仅仅是无法从事他们之前的工作,这使得获得DSP变得更加困难。
- 目标: 政府认为,一些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被错误地归类为永久残疾,鼓励他们尝试重返职场或参与更灵活的工作安排。
退休金
- 提高退休年龄:
- 政府正式宣布,将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。
- 具体计划: 从2025年7月1日起,退休年龄将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,每两年提高一次,到2025-24财年达到66岁,到2025-26财年达到67岁,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改革,旨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的增长压力。
福利欺诈与合规
- “合规热线”(Compliance Hotline): 政府投入资金,鼓励公众举报福利欺诈行为,例如伴侣关系变更但未告知Centrelink、虚假申报收入等。
- 数据匹配: Centrelink与澳大利亚税务局、银行、雇主等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数据交叉比对,以更准确地发现福利申报不实的情况,这为后来的“债务危机”埋下了伏笔。
其他政策
- 取消“健康卡卡金”(Health Care Card Supplement): 政府取消了领取部分福利(如青年津贴、求职者津贴)的单身人士自动获得“健康卡卡金”(用于支付药品费用等)的权利,改为根据个人资产和收入情况来评估。
- 青年就业计划: 推出了一些针对年轻人的短期就业和培训计划,旨在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,以便找到长期工作。
2025年政策的社会反响与争议
2025年的福利政策在澳大利亚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声浪。
- 对弱势群体的担忧: 反对党、工会、福利倡导组织和许多社区团体认为,这些政策对最弱势的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,收紧DSP让许多真正无法工作的人陷入困境;削减家庭福利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- “惩罚性”的指责: 批评者认为,加强合规要求和延长等待期是对失业者的“惩罚”,而不是“支持”,在经济不景气、就业岗位有限的情况下,这些措施增加了求职者的压力和焦虑。
- 人道主义危机: 许多社会福利机构报告,由于福利削减和收紧,前来寻求紧急食品援助和紧急住宿的家庭和个人数量显著增加,出现了“福利依赖者”被推向贫困线以下的风险。
- 政治阻力: 由于巨大的社会压力,政府被迫搁置或修改了部分最具争议的提议,对DSP申请者的最严格规定最终没有完全按原计划实施,一些家庭福利的削减措施也被推迟或调整。
2025年的澳大利亚福利政策是以“紧缩”和“改革”为核心的,政府试图通过削减福利支出、收紧领取资格、加强工作要求来控制预算赤字,并鼓励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。
这些政策因其对弱势群体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、人道主义担忧以及被批评为过于“惩罚性”而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,这一年的政策辩论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几年的福利走向,并为后来围绕“Centrelink债务”等问题的争议埋下了伏笔,可以说,2025年是澳大利亚现代福利体系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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